这一切的战略目标，直指上海国资委主任贺青在总结讲话中强调的「产数融合」，即探索区块链技术在「跨境贸易、供应链金融、资产数字化」等领域的运用。这与报告中稳定币要支持「RWA（现实世界资产）结算及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完全吻合。这清晰地表明，上海的这次探索，其驱动力源于国家级的产业升级和货币国际化战略，而非满足民间的投机需求。它是在为中国的庞大资产寻找进入全球数字化价值网络的合规通道，也是在为人民币开辟一个绕开传统 SWIFT 体系的全新赛道。
政策长城：矛盾历史与顽固现实上海释放的积极信号之所以如此震撼，恰恰因为它与中国大陆过去十年严厉的监管历史形成了鲜明对比。回顾这段充满矛盾与博弈的历史，才能理解当前转变可能蕴含的深刻含义。
中国的加密监管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 2013 年，央行等五部委发文，禁止金融机构参与比特币业务，将其定义为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而非货币。第二阶段在 2017 年达到高潮，监管部门将 ICO（首次代币发行）定性为「非法公开融资」，并以雷霆之势全面取缔了境内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官方给出的理由是防范金融风险和诈骗，时任央行官员曾指出，市场上超过九成的 ICO 项目涉嫌欺诈。
第三阶段，也是最严厉的阶段，在 2021 年到来。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联合发布通知，将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彻底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并对加密货币「挖矿」进行全面清剿。此举背后的官方动因是多重的：一是巨大的能源消耗与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背道而驰；二是通过虚拟货币进行的洗钱、赌博和资本外逃等非法活动日益猖獗。区块链分析公司 Chainalysis 曾在一份报告中估计，仅在 2020 年，就有价值约 500 亿美元的加密资产从东亚地区（主要指中国）流向海外。
然而，严厉的禁令并未根除需求，反而催生了一个庞大且隐蔽的地下市场。正如 Chainalysis 在 2024 年初的报告中指出的，即便在最严厉的打压下，中国的加密货币草根采用率依然位居全球前列。在交易所被封禁后，用户迅速转向了更为分散的场外交易（OTC）平台和点对点网络。尤其是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时期，通过 OTC 渠道流入加密货币的资金有显著增加的迹象。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的金融学教授 Ben Charoenwong 对此评论道：「在特定环境下，加密货币被一部分人视为一种对冲工具和资产保全的渠道。」
这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政策悖论：旨在加强金融管控的严厉禁令，客观上却将相关活动推向了更难追踪的灰色地带，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削弱了监管的有效性。或许正是对这一顽固现实的认知，促使决策者开始思考一种新的策略——与其围堵，不如疏导，建立一个自己能够掌控的、更具吸引力的合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