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茨还写道，若采纳政府方面的法律论证，“将以不受制约的总统决策，取代长期以来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在贸易政策上的协作机制”。
三名保守派大法官，包括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和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提出反对意见。其中，卡瓦诺表示，已有大量法律授权总统实施关税及其他外国进口限制措施。他认为，1977年的这部法律“只是允许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为应对外国威胁，以更高效率征收关税”。
特朗普随后在新闻发布会上称该裁决“糟糕而荒谬”，并表示自己“对法院中某些成员感到羞愧，绝对的羞愧，因为他们没有勇气为我们的国家做正确的事情”。他说：
“他们的决定是错误的……但这无关紧要，因为我们还有非常强有力的替代方案。”
本案涉及两类关税。特朗普对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征收了一类关税，名义上是为了修复贸易逆差；另一类关税则针对墨西哥、加拿大等地，特朗普称这些国家对非法芬太尼流入美国负有责任。
这一裁决也挫败了特朗普在案件审理期间针对法院发起的一场罕见的公开施压行动。特朗普曾声称，如果法院否定关税政策，将构成“史上对美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并且“会彻底摧毁美利坚合众国”。
美国政府确实仍可依赖其他法律尝试重新实施关税，但这些法律附带程序性限制，且可能无法支持与此次被推翻措施同等广泛的关税范围。
特朗普此前援引的这部紧急经济法律“旨在应对国家安全关切，因此强调灵活性和速度”，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埃弗里特·艾森斯塔特（Everett Eissenstat）表示，“其他法定授权并没有这么灵活”。
美国总统也可以寻求国会的明确授权，以重新征收大范围关税，但这一途径在政治上看起来并不现实。此外，特朗普依据其他法律实施的一些规模较小的关税仍然有效。
是否退还企业缴纳的关税仍未可知目前尚不清楚政府是否需要向已缴纳关税的企业退款。下级法院可能需要数月时间来厘清这一问题。企业已经提起数百起保护性诉讼，旨在保留一旦法院否决相关关税，就向政府索回已缴关税的权利。
卡瓦诺在其反对意见中表示，退还已经征收的关税可能会成为一场“混乱”，并对美国财政部造成“重大影响”。
尽管在是否应当否决关税这一最终结论上，意识形态立场各异的大法官达成了一致，但在部分论证路径上仍存在分歧。
罗伯茨援引了“重大问题原则”，这是一项法律原则，认为如果国会希望就重大的政治或经济议题向行政部门授予新权力，必须使用极其明确的表述。特朗普政府所援引的1977年法律中并不存在这种明确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