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美国攻击了这三处设施，特朗普的意图仍局限于核计划，伊朗的回应方式与苏莱曼尼被杀后类似：他们在袭击乌代德基地前提前发出信号，让美国得以限制损失，并表明他们无意升级。那么，特朗普从中得到的教训是否是：你可以为有限目标使用有限武力，而伊朗也会作出对等回应？
特朗普如今显然在讨论通过更有限的打击来促成协议，只有在失败后才考虑更大规模、意在导致政权崩溃的行动，这表明：第一，他认为可以用有限武力进行胁迫以达成协议，且伊朗有意将冲突控制在有限范围内；第二，如果无法达成核协议——这似乎是他的核心关切，即便其他人谈论弹道导弹、代理人支持和伊朗公民待遇——他会抬高赌注，但会在更晚的时候。
问题在于，伊朗方面如今似乎认为，可以通过威胁攻击美国在该地区的部队、利益和盟友来威慑特朗普。他们将特朗普解读为只想要一场有限冲突，而他们则威胁发动更广泛的冲突。除了这种认知错位，还有一层讽刺：双方实际上都不想要更大规模的战争。
特朗普不希望冲突升级、难以收拾，并在他本就要应对国内负担能力危机之际推高油价。但伊朗方面尽管言辞强硬，也清楚自己极为脆弱，几乎没有空防能力，一旦战争升级，其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内的部队以及对公众的控制机制都可能被严重削弱。
面对极度愤怒的公众，这并不是进一步削弱政权的好时机。因此，双方或许都不想要一场可能自我演化的更大规模战争，但彼此都认为对方会在红线问题上退让，而自身退让的代价又极高，结果就是在进行一场胆小鬼博弈。
对特朗普而言，关键仍在于理解他的目标。我可能判断有误，但我仍认为他将目标界定得更为狭窄：伊朗不重建其核基础设施和计划，并以清晰无误的方式放弃追求核武器。
对于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等人而言，这样的结果是否会被视为政权软弱、从而构成生存威胁？还是说，在最高领袖周围，是否有人能够劝说他寻找出路，鉴于与美国战争对政权生存的危险？
1988年就曾发生过类似情况，当时米尔·侯赛因·穆萨维（Mir Hossein Mousavi）和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说服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认为与美国升级的风险威胁到政权生存，必须结束与伊拉克的战争。如今真正的问题是，是否会像1988年那样，政权生存再次压倒革命式的对抗姿态。
“我们或许仍会陷入报复与反报复的循环”雷·塔基耶（Ray Takeyh）是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以下是他的观点：
特朗普政府在去年6月的战争中是后来者。一旦以色列开始主宰伊朗的空域，相对不受惩罚地攻击其核设施并击杀大量将领，特朗普才逐步介入冲突。起初，他夸耀以色列的成功源于美国武器，随后加入战争并为结果邀功，宣称伊朗的核计划已被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