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货币的终极背书是国家信用。就美元而言，一个关键体现是基础货币作为美联储的负债，在资产端对应的是其持有的美国国债。银行货币（广义货币，或者说银行存款）的信用来自政府的担保和监管，包括央行最后贷款人、存款保险机制，甚至在危机时的全面担保，是政府债务的延伸。美元稳定币对应的资产是美国国债和其他高等级的流动性资产，有政府信用的支持，但没有类似银行货币那样保证兑换的监管和担保机制。延伸到国际层面，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其根基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包括第一大经济体、最大规模的金融市场等。
第三，或许还存在一种可能，政府通过持有具有增值潜力的资产来为自己的信用增信。对于一个小型经济体，由于其内生的资产范围有限，长期增值潜力不足，持有外生的资产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挪威和新加坡的主权基金模式，或者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央行持有美元资产为本币的对外价值增信。但是，很难想象一个大型经济体，尤其为全球提供储备货币的经济体的信用能靠外生的资产价值获得有效支撑。
从更广的意义看，超越货币储备资产，比特币等加密资产是否可作为政府战略性投资？资产的长期收益可分为两类：现金流驱动型收益（股票、债券）和价格波动驱动型收益（黄金），前者可通过“复利效应”实现财富增值，复利的高低取决于经济增长，后者仅来自市场供需变化导致的价格涨跌，增值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低买高卖”的投机行为。
具体到政府战略投资于比特币等加密资产，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比特币之类的加密资产涉及区块链等加密技术，政府的加持可能促进这一领域的创新，创新的外溢效应或将使整个社会受益，即享受到创新的“复利效应”。尽管这个正外部性不能排除，但需要和比特币的负外部性平衡，比特币的规模不经济属性意味着对其需求的增加只能通过价格上涨来实现供需平衡，对其他投资尤其实体投资有挤压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战略性投资于比特币等加密资产，并不必然优于投资股权和股票，或投资于基础研究，因而也就不具备天然的必要性。
六、政策含义基于以上分析，有三方面的政策含义值得探讨。
第一，美元稳定币蕴含支付体系的公共品属性与私人逐利动机之间的矛盾，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将倒逼监管加强。当前美元稳定币的发展，核心是依赖私人机构发行私人“货币”并允许后者依赖利差盈利。这一模式与支付体系的公共品属性（要求兼具安全、稳定、普惠等）存在根本性矛盾。综观货币金融发展的历史，银行货币的公共品属性是在金融监管与政府担保的机制下逐步完善的。中国的微信支付、支付宝等数字支付模式的成功，关键在于在坚持市场化运作的同时，通过有效监管坚守了支付渠道的公共品属性。金融领域的市场创新在先，监管加强在后的普遍规律应该也适用于稳定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