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是链上的交易数据。这类数据天然具有公开性与客观性。即便公安机关在统计过程中存在一定疏漏，但 27 亿的赌资总额、600 多万元的获利金额，又能扣减多少？
那能不能建议继续抓捕其他合伙人，或者平台方人员呢？提当然可以提。但这些人反侦查能力太强，而且极大可能人不在国内。以目前刑事案件的侦办机制来看，类似这种涉及跨境取证和落地的抓捕建议，几乎没有现实操作性。公安机关一般不会为此走复杂的国际合作程序。
所以我需要好好的思考我的沟通思路，和检察官沟通的时候，到底应该说什么，怎么说？怎么才能把当事人的刑期给谈下来？
怎么沟通？「死磕」有用吗实践中，有一类律师的办案方式我们业内称作「死磕派」律师。这类律师在为当事人辩护时，往往会表现出强烈的对抗性，他们通常以「叫板、较劲、不通融、不认输、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方式，对案件中的法律问题据理力争，与办案人员沟通时针锋相对，甚至通过网络对案件中的问题进行曝光，借助社会舆论压力推动案件转向。
这种风格，在一些社会影响力极大、存在争议空间的无罪辩护案件中，确实可能产生一定作用。但在像本案这样，案件定性已经基本明朗、争议焦点集中在量刑区间的情况下，「死磕」往往不仅无效，反而可能起到反作用——在司法机关看来，认罪态度不端正、沟通不顺畅，最终导致量刑结果更重，这类情况我们在办案中并不鲜见。
那是不是说像本案一样定性清楚的案件就只能「躺平走流程、认罪认罚」了呢？当然不是。定性清楚的案件，我们依然能够采取有效的罪轻辩护策略，为当事人争取从轻处理的结果。
当然，对当事人进行罪轻辩护的辩护策略如何展开，根据具体案件的不同，需要具体分析，除了看证据本身，还要综合考量案件所处阶段、承办人的个体性格与行事风格，以及他们对法律规定的理解，对案件事实的整体判断。有些时候，同样的案件，在不同的办案人员手中，可能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走向。
和检察官的初步交锋某天一早，我和承办检察官约好了沟通。我提前赶到检察院门口等候，但走进他的办公室时，扑面而来的，是他桌上一摞摞案卷的厚重感。
他整个人看起来异常忙碌，桌上的座机一通接一通，挂了再响，响了再接。我坐在对面的椅子上，默默等着——等待一个合适的「插话点」。
铃声终于安静下来，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语气干脆：「这个案件也没什么争议，尽早做认罪认罚吧，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案子多，院里也想快点起诉出去。」
我顺势提出第一个问题：「那量刑这块，您目前有什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