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呼吁政府保护民众“不仅能私下交流，还能私下转移价值的能力，就像第四修正案制定时代人们用现金交易一样。”
“人的尊严的关键是她能决定向谁透露自己的信息。”
她强调，“美国人民和政府都应该热切保护人们过私人生活、使用隐私技术的权利。”
演讲时机正值 Tornado Cash 联合创始人 Roman Storm 受审，这个案子就是政府打击隐私技术的典型例子。皮尔斯明确表态：“开源隐私软件的开发者不应该为别人如何使用他们的代码负责。”
比极客更激进有意思的是，皮尔斯跟休斯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更为激进。
休斯在《宣言》中写道：“如果两方有交易，每一方都会记住这次互动。每一方都可以谈论自己的记忆，谁能阻止呢？”这实际上是在为第三方理论辩护，你既然把信息给了银行，银行当然可以告诉政府。
但皮尔斯恰恰在攻击这套理论，认为即使信息在第三方手里，个人也应该保持隐私控制权。
这种分歧很有意思，休斯作为技术无政府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现实的残酷；而皮尔斯作为体制内人士，反倒要求更彻底的隐私保护。
在笔者看来，这似乎称得上“皈依者狂热”，如同信仰基督教的韩国教徒，更热衷于前往世界各地传教。
当然，作为监管者，她比任何人都清楚现有系统的问题，长期的监管经验让她意识到，真正的保护可能不是来自更多监管，而是来自技术本身提供的解决方案。
然而，改变社会观念并不容易。
休斯说过：“要让隐私普及，它必须成为社会契约的一部分。”
皮尔斯也承认这个挑战。每当她批评金融监控时，总有人说：“我又没做亏心事，政府监控大家抓坏人有什么不好？”她引用隐私学者丹尼尔·索洛夫的话反驳：“这种我没什么可隐瞒的论调代表了一种狭隘的隐私观念，它故意忽略了政府监控项目带来的其他问题。”
三十多年前，休斯写道：“我们密码朋克寻求你们的问题和关切，希望能与你们对话。”
三十年后，皮尔斯用这场演讲回应了这个呼吁。
比起其他人，皮尔斯的身份矛盾正是这场演讲最迷人的地方，一个监管者为被监管的技术摇旗呐喊，一个政府官员引用无政府主义者的话批评政府政策，一个传统金融体系的守护者为去中心化革命站台。
如果休斯今天还活着，听到皮尔斯的演讲，或许倍感欣慰，然后说一句：“你是我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