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美国通过《Genius 法案》 采取实用主义制度化战略应对。该法案允许民间稳定币发行，但通过高信用抵押要求、联邦注册义务、资格限制等提出有条件许可结构。这并非忽视 FSB·BIS 的警告，而是将风险吸收到监管框架内进行控制的战略性应对。
韩国银行对此类政策风险也表明了明确立场。李昌镕行长在 2025 年 5 月 29 日记者会上提到 "稳定币是民间发行的货币替代品，可能损害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表示了担忧基于韩元的稳定币可能导致资本外流、支付结算系统信任受损、金融监管规避的立场。他明确强调 "首先应该从可监管的银行业开始"。
不过，韩国银行没有全面禁止，而是在可控制风险的条件下管理并审查制度化方向。实际上，韩国银行除 CBDC 外，还推进商业银行发行的基于存款代币的支付实验（Project Hangang），有条件地接受民间主导的数字流动性实验。
总而言之，稳定币可能作为新的货币政策变量发挥作用，国际机构和韩国当局对此的警惕不在于技术可能性本身，而是在于在货币制度内如何在什么条件下接受这一技术的问题。因此，韩国版稳定币战略不应是无条件开放或以技术为中心的设计，应该是构建以制度体系接受为前提、并行设计政策性和技术性前提条件的结构。
3.2. 对国债抵押稳定币的政策判断 3.2.1 与货币政策的关系以国债等现金等价物为抵押发行的稳定币表面上看似基于安全资产的数字货币，但从货币政策角度而言，可能作为央行无法直接控制的民间发币结构发挥作用。这超越了单纯支付手段的范围，可能产生绕过基础货币（M0）路径，创造接近广义货币（M2）流动性的效应。
韩国银行通常通过调整基准利率来引导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和信贷供给，从而间接影响广义货币（M2）的结构。但现金等价物抵押型稳定币可能不经过这种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形成非银行主体通过数字资产向民间经济直接供给流动性的机制。特别是在这一过程中不受资本监管、流动性比率、存款准备金等传统货币管理手段约束，从央行角度构成结构性威胁。
更重要的是，国债本来是通过政府财政政策清算已发行流动性的手段。再次以此为抵押让民间发行另一种流动性（稳定币），意味着形成非央行发行的货币二次生成结构，实际上接近 "双重发币结构（double monetization）" 的结果。因此，市场内流动性可能脱离货币当局的利率信号而扩大，基准利率的传导力可能被削弱。
BIS（2025）的分析证实，流入稳定币的资金在 10 日内使美国短期国债（3个月期国债）收益率下降 2-2.5 个基点，而流出时则上升 6-8 个基点，呈现非对称效应。这表明在短期资金市场上，仅凭稳定币的流动性流向就可能在央行的利率政策之前就形成一种利率，可能导致以基准利率为中心的货币政策无法对市场预期形成先导性影响。